杨华锋：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若干问题

自2014年习近平同志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及至十九大报告将其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提高国家安全研究水平，推进国家安全治理现代化也就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的任务与使命。国家各部委办局、各大高校科研院所，通过探讨与论证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试办国家安全学硕博士点、出版国家安全通识教育教材以及开展专业教育等方式积极参与其间，在国家安全学的研究领域、核心议题、研究方式、方法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积极的贡献。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但“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概念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方才出现“国家安全学”这一称谓。学科是特定领域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具有相对稳定性与持续发展性。学科建设与经济社会的需求密切相关，随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要素体系中，除了传统的民主、法治、公平为新的内容。这为国家安全学发展提出迫切要求。

恐怕没有哪个学科在初创时，就像国家安全学这样，受到权力体系的特别关注，并给予多项政策扶持；恐怕也没有哪个学科在发展初期，即感受到高等院校如此的“热情”。自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 后，部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他社会智库大多将 “国家安全”视为一门潜在的“显学”。特别是随着2018年4月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的印发，其中明确要“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自此后，不论是试点院校、硕博士点的相继增设，还是“国家安全学院/研究院”的积极创办，都喻示着其正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领域。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问世与建构都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任何有悖于或逾越规律的做法，都将南辕北辙、事与愿违。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构建与讨论可谓是因时而生、備势而起，各种理论构想、学术理念、政策主张不可不谓之丰富。然而，对其学科构建基本要件的讨论却尚未形成系统共识，而该共识的缺乏意味着源起于诸多学科的国家安全理念与主张，缺少共生共在的学理基础。人声鼎沸中不乏“各说各话”的尴尬，不利于知识积累与创新。

一旦学科建设与发展缺少必要的理论共识，必将制约其纵深发展，难以满足国家安全的理论与实践需要。如马方所言，“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设置基于迫切的国家战略需要，但加快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是否具有基本的学科基础和条件，是当前一级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的根基问题”。

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第七条，一级学科的设置要满足四项基本条件:一是具有确定的研究对象；二是应有若干可归属的二级学科；三是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四是社会对该学科人才有较稳定的需求。马方从这个角度上对国际关系学院、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教材出版、学生培养、学术交流、社会需求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回顾，认为国家安全学已经具备了一级学科的条件。

这一点毋庸置疑，不过理论界对国家安全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维度的讨论，仍不多见，因而在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出现概念体系、核心观点、建构路径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如，有学者主张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应设在法学门类下，与公安学并立；也有学者主张 将其设在管理学门类下，兼及情报学之内容；也有学者主张将其放在军事学门类下；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安全学是安全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家安全学在安全科学中处于核心地位”。亦有“激进者”，如刘跃进主张跳过一级学科设置的藩篱，直接将国家安全学一个新的学科门类。此一说暂述及学科归类， 再细述各流派对七级学科或专业方向的设置，其内容必包罗万象、蔚为大观。

学术争论是思想市场发展的内在灵魂，是真理愈辩愈明的不二法门。但落地于学生培养、社会需求时， 纷繁复杂的各种价值观念，极易销蚀该学科作为新兴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容易造成教育培养过程中的无所适从、实务部门人才遴选录用中的进退维谷。究其症结，是当前对国家安全学这样一门新兴学科的基本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

参照库恩在《科学革命结构》中使用“异例”和“典范”的不可通约性来解释科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规律，及其在1974年的《再论 典范》中改用“学科基体”取代“典范”一词的做法，我们也应审视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基体”讨论是否充分， 其符号、模型、价值和范例基于何种世界观、价值观，其理论内核又凸显何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亟待予以回应。

如历史唯物主义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把握存在的总体性一样，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也意味着从总体性 的角度来理解与研究国家安全的实在性。国家安全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状态，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对象。开展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工作是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家安全缺乏完整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建立专门的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国家安全工作的机密性，使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似乎成了禁区”。这种认识与理解限制了该领域研究的进展。直到2014年4月15日“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后，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方受到学界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强调的是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的系统思维和方法，突出的是“大安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无所不在，而且将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拓展。传统意义上，安全是高度政治的问题，是政府讨论的核心议题，对安全议题的识别与优先次序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内容。

因此，作为一种政治语辞，公共事务一旦确认为安全问题，那么大多由国家或政府垄断其治理方案。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推进，很多安全事务不仅关涉国家，更关涉个体自由与发展。同时，不同的安全议题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渗 透和相互转化的趋势，特别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中，国家安全的议题范围与关涉对象都史无前例的多元化、多样化，过去不在安全审视范围内的经济发展、金融秩序、贫困问题、食药安全等等，今天都开始纳入国家安全考虑的范围，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包容性。

但与此同时，又因国家安全事务大多由政府垄断的传统，如果不加区分皆归为政府责任，则其难堪重负。因而国家安全实践所指称之内容与对象也要有具体的针对性，只有明确而清晰地的界定，才能够纳入政 府政策议程，否则只能沦为泛化的安全话语，无法成为治理内容。

另外，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性、实践性显著的国家安全学，首要任务即是厘清该学科的问题 意识与实践导向。承上所述，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滥觞于学术界的静默探索，肇兴于习近平同志“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问世。其在发展之初，便具有强烈的包容性，也因安全议题本身的治理规律，要求其 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二者不可偏废。这种包容性与针对性的融合，是国家安全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

因为当今任何安全议题都不再是单一的问题，如果抱守残缺笃信唯有“政治安全”才是国家安全的正朔，那么必将陷入孤立境地，无法自拔。安全议题不仅在国内有着相互渗透、转化的可能，在国际社会上也存在诸多安全议题的交叉与转化。看似是科学技术领域的技术安全，如华为、中兴事件，其背后早已埋下各种“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若缺乏对安全事务的“总体性”理解，将无法客观理性地理解当今时代所发生的许多问题。这种对安全事务建构性的总体性理解、系统性分析，并在协调过程中实现“认知包容性与治理针对性”的统一，呈现为间接实在论和建构实在论，其总体性安全的问题意识是国家安全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意识自觉与问题导向，与其他学科发展轨迹有显著区别，有其独特性。

人们认识世界的努力被称之为“认识论”或“知识论”，具体到国家安全学的认知领域，首当其冲的即是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范畴、研究对象为何。研究范畴与 研究对象的设定与思维方式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当总 体性国家安全观将安全事务的总体性作为本体论时， 就意味着告别确定性思维，尝试拥抱不确定性思维，并与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共生。这是源于影响国家安全的要素构成纷繁复杂，倘若所有关联领域皆视为安全议 题，则安全讨论又有泛化风险。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一种思维框架和认知系统， 财括众多事务领域，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一个学科倘若不假思索，直接将其嵌套在自己身上，那就绝非明智之举。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不宜过于泛化、无所不包。在学科初创的讨论期，国家安全学的理论研究存在泛化风险，主要是因为之前对国家安全理论与实务的理解趋于狭义化。

因此在面对新时代，诸如太空、 极地、深海、网络等方面的安全挑战时，不得不采取广义上的界定，事实上表现出矫枉过正的“整体性”“总体性”。从强化对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视程度、提高人民国家安全意识角度来看，这样的安排无可厚非。但如果从有效提升治理效能的角度而言，过于泛化的议题设置，容易造成微观治理环节无从下手，宏观治理环节权责交叉，不利于国家安全治理的推进，也容易造成国家安全学研究无从谈起。

所以，一级学科的设定首先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 尽管一门新学问的诞生之初未必有足够清晰与明确的概念来指引其研究对象，并框定其研究范畴，但一般都会随着其问题意识、价值目标的不断清晰明确、方法论 的日益成型、研究成果的日积月累，而渐趋清晰化和明确化。清晰化与明确化的意义在于任何理论研究都有其边界，其研究对象不宜过宽过繁，一旦范围失据，则理论解释力与有效性也就式微。因此，虽然国家安全事务包罗万象，涵盖范围颇为广泛，但未必将所有议题的所有环节都纳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范畴。

另则， 择其一二不及其他也非国家安全学立意之初裏。在我们看来，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安全议题如未构成“国家安全风险”，或未形成诱致风险发生与演化的潜在风险，其依然应由各自学科领域所讨论，倘若出现安全风险的交互、渗透、扩散与蔓延迹象，并事实上构成冲击国家安全风险的临界值，也就是说诸如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中的公共事务治理风险一旦通过渗透、演化转化为系统性国家安全风险，那么其就应纳入国家安全学研究范畴。

质言之，国家安全学的研究领域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环境、网络等诸多方面，但其研究对象有“准入门槛”，也就是“国家安全阈值”，国家安阈值的临界性假设在诠释学与批判理论的视角下意味着其认识论呈现出创造性论述与价值性论述的特点，核心认识论是“交互”与“主观主义”。不过，倘若这一观念能获得学术群体的关注与讨论，一旦形成一套针对不同安全事务的阚值体系，那么其在交互的认识论上也就可以逐步呈现客观主义的特征。

当然国家安全的阕值是一种临界性假设，也就是假设存在一个事实上的安全风险边界或风险门槛，不同领域的治理问题，只要有着较高的治理绩效，则其并不构成国家安全风险。倘若治理不善，其随着治理绩效不彰、人民不满情绪的蔓延，风险影响到或潜在威胁到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威胁人民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对政治秩序、社会稳定或政治制度的巨大压力，这就意味着其已迈进国家安全学的研究门槛。

除此之外，特定公共事务治理的理解与讨论，仍按照其故 题归属与来源定义其问题属性。换句话说，国家安全研究的泛化与否，并不是指其涉及到的领域广泛与否，而是说其不加区分地介入其他学科论域。尽管如何厘定众多安全议题的“阚值”范围难度较大，但也正因其界定困难，才需理论界不断探求，精炼国家安全研究对象。形成一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临界值”指标体系， 避免国家安全议题泛化、扩大化的风险。

囿于国家安全事务的总体性、国家安全学构成的 跨学科性、交叉性，其具体研究方法，自然是多种多样的，毋庸赘言。但作为一种方法论意识，则与具体研究方法有着本质区别。方法论意识关乎我们如何认识、 理解与发展国家安全学。建设与发展国家安全学在明 确国家安全事务临界值即“国家安全阈值”之后，紧随 其后的就是如何理解与分析国家安全事务。国家安全实践是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基础，或是理论研究的目的。因此，国家安全学的方法论意识与方法论自觉首先就要直面复杂性的国家安全事务，奠定系统、全面、 客观、理性的理解与分析基础。

承前，国家安全学的本体论兼具间接实在论与建 构实在论的特征，其认识论维度自然就存在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交互，既有结构主义特征，也有诠释学、批判理论的特征。因此，在方法论上占第一位的就是 “对话”与“辩证法”。这个对话与辩证的内容，具体到国家安全事务领域可以具化为整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就国家安全事务来说，“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以此为基础，有学者曾通过对国家安全学世界观、认识论的分析，提出“统筹性”的方法论观点，在“世界观层面，国家安全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认识论层面，指出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和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方法论层面，强调工作导向上对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对防范风险与处置风险的统筹、对维护安全和塑造安全的统筹等。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纳有其合理性，只 是将其局限于“统筹”，恐将极大地弱化国家安全作为 总体性安全的实质意涵，应在更为开放与综合的层面审视其方法论意义。

在总体性安金的问题意识之下，国家安全学在方法论的层面，首先离不开整体主义的视角，只有乗承整 体主义的分析框架才能事实上践行总体性的要求。但又因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人民中心论”，在方法论层面 也离不开个体主义的分析视维。

一方面，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出发，其主要研究与关涉国家安全事务的治理效能。当今治理理论持续对传统的科层治理、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着系统重塑，已然迈入整体性治理与协同治理的讨论阶段。国家安全事务的多样性、渗透性与转化性，要求治理体系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框架进行制度安排与政策调适。

另一方面，从个体主义的思维出发，其主要研究与关涉国家安全事务的价值目标。“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目标设置，寓意着国家安全治理必须明确而清晰地界定基于个体主义的人民安全权利及其保障机制。

此二者勾勒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本质特征，即“统券兼顾的总体性”和“人民至上的人民性”。如刘跃进所述，“如果说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人民性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重要的特征，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价值观，那么统筹兼顾的总体性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最明显特征，体现了总揽国家安全全局的系统性科学思维。国家安全理论与实践涉及的问题虽然非常广泛，但只有“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才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第一要义，只有人民安全才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核心价值。

综上，国家安全学的方法论自觉，必然同时包括基于社群、系统的整体主义和源于个体、权利的个体主义。在国家安全学的研究与建构的历程中，要时刻铭记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交互与辩证，对话与交融，既要避免陷入片面强调主权国家的整体性而忽略作为个 体的人民安全的价值，也要避免陷入非传统安全所集 中彰显人的安全价值所造成的国家安全虚位。在国家安全学的研究中，个体、群体、组织或其他社会事物都是其潜在的研究对象，同时又都是在潜在“忽视”对象，进退之境全赖于其时其地的方法论意识。不同意识能够接纳的安全议题与公共议程迥异，且决定着政策议程中的优先次序。

上文述及理解国家安全学的方法论意识，而如何构建与发展国家安全学主要聚焦于学科之间的合作协同与融合共生。学科建设离不开以下要素:构成该学科体系的分支学科，即二级学科方冋；特定领域的专门知识体系；以及从事该项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设施与人才队伍。只是学界关于此间讨论已颇为丰富，不再赘述。而在国家安全学总体性的建构实在论与临界性的“国家安全阈值”讨论基础上，我们再来检视其学科建设与发展路径，发现将不同于以往众多新兴学科发展路径。

在过去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学科通过专业分化、继而独立并升级成为一级学科是所有专业的追求。学科 的独立发展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高度分化的必然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国家安全学也具有部分学科分化的特点，其出现与发展也是随着国家安全事务的分化，并反馈到政治学、军事学或公安学等学科领域 中，形成剥离与分化，继而开始涉足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若遵循这一路径，那么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也便会循着社会需求的分化而不断趋于专业化和精细 化。

这种建构方法源于社会分工与学科的自我分化。 自亚当•斯密提出“分工”理论以来，社会分工的发展是越来越细，体现在学科发展上也是如此。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日益分化，分科分工愈见精细、专业。从最初的神学、哲学之别，已然分化为经济学、政治学、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众多学科领域。可以说，学科的分化与发展，与社会的分工与协作的深化，密不可分。正是社会需求的不断分化造成了学术研究与知识生产的专门化与专业化。

尽管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进程，新的技术革新、新的研究方法的问世，为学科发展与理论研究提供了诸多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的机会，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互渗透、协同发展的趋势也日益凸显，但其在本质上依然遵循着分工的逻辑。如果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遵循这一逻辑的话，那么其学科定位与学科属性将很难摆脱安全科学、法 学、政治学体系中的一个板块，成为平行研究领域。

当下，国家安全学的建构与发展的学科分化思維，越来越多地遭到学者质疑。尽管学科是大学组织的基础，学科制度是大学制度的核心。但学科专业分化的制度在促进知识发展的同时，也束缚了知识的分享与创新。并且“学科分化太细，学科之间各自独立分割，资源不能共享；人才培养过于专门化，学生知识面不够 宽广；教师的科研方向过窄。国家安全学的建设要以此为戒，打破过去愈分愈细的惯习，尝试科际整合、学科统合的路径，而不是因循学科分化的逻辑。

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安全学并不是从某一个学科或某一方面的社会需要中产生的，而是从多个不同学科分化出不同内容后，根据不同方面的社会需要，经过综合研究后形成的一门能够满足社会相关方面的不 同需要、并独立于其多个母体学科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回顾学术史，也可以发现20世纪80，90年代对国家安全的研究与讨论所遵循的是“大安全”的观 念，即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政权安全的定位，倡议走祖直条涵盖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大安全或整体安全之路。及至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问世，总体国家安全成为新的替代性话语，并因势利导倡议在学科体系之中构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 体系。较之过去，由一系列二级学科专业组成或由二级专业发展而成一级学科的自下而上的建构逻辑，有显著区别，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构建方式。

通过行政权力引导，推进各高校科研院所试点试建。不论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指称内容的广泛性与综合性，也不论是各高校科研机构试点试建的多样性与自主性，其均体现出强烈的学科“整合”而非 学科“分化”。因此，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是在尝试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基于社会分工而来的学科分化轨迹，而是尝试一种新型的科际整合路径。

国家安全的实践问题与理论讨论涉及到众多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其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不断产生，没有任何学科能够单独解决所有问题。自20世纪中叶 以降，学科建设与发展进程中的科际整合迹象已然十分明显。诚如黄光国所言，“科学家们借由不同学科 的合作共同探求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大体有三大类: 科际合作、科际协同和哲学的整合。国家安全学的科际协同与整合大体也遵循这样三个层面。

首先， 是不同学科间的合作，比如公安学、政治学、公共管理 学、法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围绕同一国家安全议题进行分工协作，各自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近期由清华大学牵头实施的以国家安全理论与方法为主题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即可见一斑。其研究团队构成，既有高等院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也有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如公安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等，其人员学科背景迴异，但分工协作，在各 自板块推进研究，尝试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

其次，在此基础上，通过知识分享、互递，围绕同一研究对象，从不同角度切入，并通过持续而有效的沟通合作，提供系统完整的图谱与镜像。这是第二个层次的科际协同。 当下全国十余所高校纷纷试建试点的综合性学院/研究院可视为一种体现。

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在科际合作与协同共生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与共享同一话语体 系，进而打破之前学科之间的隔阂，最终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此时的整合意味着一套全新学术话语体系的出现，之前从各个学科剥离汇聚来的学术群体在讨论国家安全理论与实务时，不再驻足于原学科话语体系，而统一在新的话语下，由此则国家安全学的学术话语体系成型、学术共同体稳固，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也可以享有持续性的增长，其知识边界与学科视阈也随之逐渐清晰。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国家安金等 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参意义，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任何一个研究范式、学科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对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阐释。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建设，不仅是一种科际整合意义 上的跨学科、新兴学科，亦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的一种安全意义上的整合。其本质目的在于塑造一种既能够彰显人民权益诉求、提升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又能够实现职能协调、 部门协同、公私合作的总体性治理的秩序安排。

这种秩序安排遵循总体性布局与人民性宗旨的制度逻辑， 在事务领域灵活地呈现出各自殊异，并致力于构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合的权力格局、治理网络与制度 安排；在学科领域秉持灵活性与包容性，既要关注军事科学、公安学及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积累，也注重提炼国家安全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